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甦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
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托驻军‘清除’
(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
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
“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采访报道,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道注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道。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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