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_洞富雄【完结】(77)

  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

  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

  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

  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

  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

  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

  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

  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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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 [7]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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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野间宏(1915-) , 日本作家。1941年曾应征入伍,到过菲律宾等地,1943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不久被开除军籍。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发表的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生活,获每日出版文学奖——译者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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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长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绿川英子,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她曾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人民一起用世界语写文章,对日本进行日语广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自己的一生——译者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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