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4月,左宗棠以65岁高龄,抬棺西征。左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边进军,边植树,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郁郁葱葱的杨柳被人亲切地称誉为“左公柳”。从甘肃西部直到新疆西陲塔城,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上,有一道独特的景观——左公柳。直至今日,千余棵粗大的左公柳还生存在他抬棺西征的路上。
左宗棠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为方针,展开了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缓进急战”的策略主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迟”为后勤,“速”为决战。清军先打驻守乌鲁木齐的白彦虎集团,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清军顺利占领乌鲁木齐,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白彦虎部逃往南疆。
此后,清军“缓进”,以备粮草军需。期间,阿古柏死亡,其集团内部爆发内乱。1877年9月,清军发起南疆战役,刘绵棠率步骑一个月驰驱3000里,一举收复东西四城,南疆全复。
清军收复新疆大部以后,俄军拒绝撤出伊犁,对此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最终,曾纪泽推翻已由清使崇厚与俄拟下的约章,俄罗斯同意撤出伊犁。1881年初,中俄正式签订《伊犁条约》。据此,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至此,新疆全境基本收复。
清政府手中的这团乱麻,终于被理出了一点头绪。王震将军在评价左宗棠时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疆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白彦虎部,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在陕西以清真寺教坊为基础组织,以阿訇为骨干,发动了反清起义,后来被清军击败逃到新疆。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清军的追击下,白彦虎率部属约3300余人,退至中亚楚河一线,即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处,定居下来。
中国回民在异邦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繁衍生息,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据称,如今90%以上的“东干人”仍然使用着陕甘方言。
当新疆在动荡中走过了清王朝的风风雨雨,当天山雪莲一年一度地开放,香妃的故乡终于在风雨后恢复了宁静。
世界屋脊上的皇权
珠穆朗玛峰,布达拉宫,需要世人仰望才见的雪域,本来就是适宜灵魂栖居的地方,再加上那种种神秘的传说,还有那神秘的自然风貌,与天相接的西藏,是游离在俗世边缘的净土,这样的净土自然不是俗人所能够统治,所以,就有了在此世和彼世之间不断轮回的活佛。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藏语称“朱古”,意为“幻化”或“化身”。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7世纪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本教的一些教义、神礻氏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人俗称为“喇嘛教”。
公元13世纪,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忽必烈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人们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
公元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噶玛噶举派按教规不能婚娶、依靠嫡亲来继承教权,同时也为了避免师徒传承容易造成自立门户、分散力量的弊端,他的弟子秉承师命,找来一小孩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河。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到了清乾隆时期,西藏一些权贵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弄虚作假,以致争权夺利,引发内忧外患。乾隆皇帝看到这种情况,遂颁赐一金瓶,要求活佛圆寂后,将候选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许倬云先生说: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廷的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廷皇权,经由喇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喇嘛教信徒均奉清廷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廷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元明以来,西藏事务都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也派钦差进藏督办。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采取优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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