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之视为民族冲突,但是,民族冲突的高峰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而不是开始统治时期。为什么在尚未开始统治时就大肆屠戮呢?此时实施屠杀又有什么目的呢?
首先,屠城是一种野蛮的心理发泄。人潜意识中都希望一切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受到阻拦,难免要心生恼怒,怒而成愤,这是人性。清军在攻城过程中受到阻拦,恼羞成怒,城破之日屠戮居民,以泄心中之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原始人性的体现。
其次,以战养战,补充补给和提高士气。通过屠城抢掠,将居民财物据为己有,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当然,财富的聚集是以文明和经济的破坏为代价的。同时,通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居民获得暂时的心理安慰,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
屠城还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汉族向来就有“夷夏之防”,对少数民族颇为不屑,从对他们的称呼“南蛮、北狄、东夷、西羌”上就能看出这种蔑视态度。而众多的少数民族一开始却是处于汉族建立政权的压迫之下,难免对汉族心怀怨恨,所以用这种血腥的屠戮来压迫反抗者的神经,提醒他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照样被我们像捏死蚂蚁那样轻易杀死。让他们在这种威慑之下乖乖就范,臣服于自己脚下。
范文澜先生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和大屠杀多为民族斗争,在这段时期内,“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步发展。从远古传说的炎黄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原,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由此看来,在统治开始之前实行异族屠戮多少为民族融合贡献了一点力量。用屠杀的威慑力来增强本民族的影响力,提高本民族的地位,只有两个民族基本持平了,才有融合的可能。虽然效果未必好,但多少能起到作用。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点作用已经足够了。
当然,我们不是在为屠戮者开脱罪名,这些罪恶是不容找借口推托的,更何况,他们屠杀的目的并非如此,只是一种由此衍生出来的影响而已。而且,屠城之举也未必都是少数民族所为,未必都是在异族之间发生。
东汉建国时期,那些所谓的大将,个个都是名震当世的屠杀狂。其中名声最为狼藉的莫过于大屠成都的吴汉,他打败公孙述入成都之后纵兵大掠大杀,其累累暴行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不过从数量上来讲,吴汉远远比不上耿弇。“弇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东汉建国初期,天下共设十二州,而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中县城亦不过七八,笼统计算也就只有七百多城而已。耿弇一个人就屠了将近一半的城市。当然三百可能只是虚指,但肯定为数不少,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汉族地主阶级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的刀下冤魂的数量丝毫不逊色于王朝统一前的屠杀。
因此,无论是怎样的屠杀,最无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最有资格批判这些罪行的也是他们,然而,在封建统治之下,哪里有他们说话的份啊!
扬州十日屠戮,无辜居民的鲜血换来了统治者的满足,血腥的疆土开拓暂时让反抗者忍气吞声,但是,很快,清朝统治者的贪欲挑起了新一轮的反抗。
剃头刀下的文化冲突
1645年5月的一天,金銮殿上发生了一件趣事。
早朝时候,满汉两班大臣依次入列。忽然,满班大臣中一片骚乱。
原来是一位汉朝官员——明朝降臣孙之獬,不知何时竟然剃发易服混入满族大臣队列,被满族大臣发现,将其驱逐出来。众满族大臣轻蔑地撇着嘴:小样儿,别以为你扎个小辫、穿个马甲就认不出你来了!
孙之獬悻悻地回归汉臣队列,不料又被赶了出来:数典忘祖的家伙,别跟我们站一边!
尴尬的孙之獬羞得满脸通红,愤然上奏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
孙之獬不知道,他这一“愤然”,导致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锋刃。
蒙元统治中国,衣冠服制仍沿汉俗,并无改变。清军初入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的措施,“民来归者复其业”,“官来归者复其官”,许多制度依循明制。对于衣冠、发式的改变也比较谨慎,以致多铎进入南京之时,还曾颁布告示:“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由此可见,最初对于剃头一事,不仅不强迫,而且不允许擅自剃,颇有认为“汉民”不配之意。所以明臣仍冠服如旧,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
然而,多铎发布告示还不到一个月,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清政府颁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行剃发令,全体官民,“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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