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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