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_关梦龄【完结】(11)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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