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说第二件事：“欲求数人相佐。”曹操说：“卿之门客，或他白身，自可荐为僚佐，朝廷无有不从。若本有职……尚须何人？”还是那话，你想从我这儿掏什么夏侯妙才、毛孝先、徐公明、董公仁啥的，我铁定不会给啊！
是勋微微一笑，并起手指，说出几个人名来，曹操一听，皆为下僚，非我麾下一、二流的谋臣、武将，当即拍板，给了。
是勋提的第三个要求，是要在许昌再多呆几天，一方面把手头的事交接完毕，另方面么——“王邑守牧河东多年，恐其不肯纳我。故待秋熟之际前往河东，最宜也……”
是勋想要交接完毕的手头的活儿，不外乎造纸和刻经——前一件半私半公，后一件纯是公事。
造纸方面，通过跑了几趟太学去授课，送了几本纸书给诸葛瑾、司马孚等人，靠着郑门弟子和太学生们帮忙大肆吹嘘，很快的，官方收购、私人求买，产品就供不应求了。不过本小利微，要靠正常积累达成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估计且得三五年……是勋琢磨着，是请曹德加大投入呢，还是自己再拉几位朋友来入伙儿呢？
琢磨来琢磨去，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等打完了袁绍再说。不过许昌的造纸作坊也就这样了，倒是河东，还可以想想办法……
石经方面，八月中旬，就在是勋动身前不久，第二批也即《尚书》基本镌刻完成。第一批刻碑立石的《易经》除本经外，还包括传言出自孔门弟子之手的《易传》，共分十卷，故名“十翼”，总字数将近二万五千，刻了整整七块石碑。《尚书》就没那么多字啦，还不足二万之数。
原本的今文《尚书》总共二十九篇，字数更少，而古文《尚书》则为四十五篇，比今文多出的那十六篇，是勋前一世基本上就没见过，因为汉末即亡佚矣，后来晋人东拼西凑，搞了一票西贝货出来，流毒千年。直到清华简的发现，才终于破解这个千古以来学者们争吵不休的谜题（传世古文尚书是真是假），可是勋还没来得及去找来瞧，就“BIU”的一声，穿越了……
所以他最不敢跟士人们谈论《尚书》啦，因为古文比今文多出来的那十六篇，对于他来说完全是新书，还没读熟哪，更别说考据、议论了。等到《尚书》校订完毕，是勋真是花了大功夫去研读、定稿，其间也往郑玄门上跑了好几趟，郑康成倒是知无不言，大有欲使是宏辅传其衣钵的意味。
总之，古文《尚书》统共刻了四块半石碑，最后一碑还空着将近二分之一。司马懿过来请他拿主意，说空那么一大片不好看相，要不要再加点儿什么注啊传的上去？是勋早有定计，当即胸有成竹地掏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为韦仲将手录也，刻此即可。”
司马懿接过来一瞧：“惟建安三年，岁在丁丑，司空曹操上奏……”竟然把刻经的主要过程——曹操上奏，刘协允准，尚书拟诏，是勋主持，等等——连带参与人员的名字一个不漏，全都写在这篇文章里啦。
刻碑记事，还开列有功人员名单，这在后世是惯例，东汉时代却还并不流行，尤其这种国家工程，没有皇帝发话，谁敢那么干？但是是勋说啦：“有此石经在，仲达与余等，皆可不朽也——天子已允，卿可照做。”他这话一半儿是真，一半儿是假，这段时间刘协老躲着他，他也懒得再去找那中二少年，光跟曹操提了一句，既然曹操没有异议，自可放胆施为。
司马懿闻言是喜出望外啊，如获至宝，当即双手捧着就出去了。
是勋暗中窃喜，心说我费了那么大功夫，怎么能够不署名呢？不署名谁知道我乃当世大儒，主持了这功在千秋的宏伟工程啊？先上石碑，然后标名青史，流芳万古，才不枉了某穿越来此一遭！
【功德冠群贤之卷八终】
剑气冲南斗之卷九
第一章、下车立威
许多年以后，当白发苍苍的是勋是宏辅回顾自己这波澜壮阔的一生的时候，有件事始终让他深以为憾，那就是建安三年的下半年，他身不在许都，无法与那个人直面相对。
在乱世中奋斗的时间越长，是勋的自信心便越是膨胀，他觉得自己这来自未来的蝴蝶小翅膀的煽动，真的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酿成狂风暴雨，即便不能将世上的残腐一扫而空，亦能涤除一定的尘垢。但他还是保留下了一定的自知之明，他知道若没有超越于时代之上的见识，若没有后世两千年对汉末三国总体社会状况的研究和分析，仅凭本身的能力，是根本难以望及荀氏叔侄、郭嘉、贾诩等这时代顶级智者项背的。他唯一所长，自诩无双无对的，只有口中这条舌头罢了。
或许后世网上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会直接把自己论断成中国古代第一“喷子”，甚至第一“嘴炮”吧，就连那位国父先生都得瞠乎其后。不过嘛，在自己并未插足的原本的历史中，这时代确实是存在着一位前无古人，甚至也可能后无来者的大“喷子”，两位“喷子”不能相见，不能对喷唾沫星子一较短长，那实在是很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便如同后世的三国粉遗憾郭奉孝与诸葛孔明不能相遇，谁强谁弱，无可定论一般。当然啦，实际上孔明的能力与奉孝的擅长是绝然不同的，与其比孔明为奉孝，不如比之为文若。而是勋与那位盛名一时的“喷子”，其实也完全不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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