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柳瑊却说：“不以峻法，如何震慑宵小？蔡攸可不用凌迟，但李彦虽不是六贼，却比六贼之一的杨戬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以凌迟惩处之！”
两人开了个头，其余官员纷纷发表见解。
支持凌迟和废除凌迟者，差不多是五五开。还有一些在和稀泥，认为李彦应该凌迟，但这种刑罚今后必须慎之又慎。
张根一直没发言，朱国祥问道：“首相以为如何？”
张根说道：“凌迟与否，乃是小事，依法办理即可。当务之急，是制定《大明刑统》，使得判案官员有法可依。”
副相高景山今冬患病，身体越来越不好，这次朝会专门给他安排了椅子。
高景山从椅子上站起：“陛下……”
“爱卿坐着即可。”朱国祥道。
“多谢陛下恩典，”高景山又慢吞吞坐回去，“臣以为，张相所言甚是，是该编撰《大明刑统》了。但凌迟之刑，还是应该废除。旧宋也说慎施此刑，最初只用于谋反和采生折割，但熙宁之后就迅速泛滥起来，甚至有因妄言而受凌迟者！”
凌迟出自《荀子》，刚开始并非刑法，用来形容缓缓升高的山坡。
中国自古有很多肉刑，但比较常见的重刑是磔（肢解）。南北朝时达到一个高峰，并且出现了凌迟的雏形。
而到了唐末五代，凌迟之法渐渐成型，并且被割据势力滥用。
北宋初期是慎用此刑的，可一旦开了口子，必成泛滥之势。
都说宋代不杀文官，那是没犯十恶不赦之罪。
熙宁八年，余姚主簿、秀州团练使、秀州医官、河中观察推官……这些文官因涉嫌谋反，不但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是凌迟之刑。
可是，从秦汉一直到北宋，凌迟始终没有写进法律，判起来其实是无法可依的。
南宋才把凌迟写进增补条例，元代才开始写进正式法律。
朱国祥看向儿子：“太子可要说什么？”
朱铭捧着笏板出列：“两位宰相老成持重，臣也觉得应该先定本朝律法。至于凌迟之刑，还是废除为好。真有人想要谋反，凌迟怎能吓阻？在臣看来，砍一刀跟割一百刀，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搞得血肉模糊着实不好看。不如增加一条，犯极重之罪时，家属没有处理尸体之权。此人被正刑之后，尸体必须交给医学院，以供医学生进行解剖。”
这个观点，角度实在刁钻，群臣听了都很迷惑。
而且大部分官员，也对医生解剖尸体无法理解，认为那是对尸体的极大不尊重。
第573章 民为邦本，官民同罪
内延福宫。
朱国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贵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问道：“刑统是什么东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么宋代只有一个《宋刑统》？”
朱铭躺在摇椅上喝茶，解释说：“刑统就是刑事法规汇编兼解释。因为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赵匡胤制定法律非常着急，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宋刑统》的编撰者来自后周，刚刚编完一部《大周刑统》，所以《宋刑统》也大部分是抄来的。对于编撰者来说，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国祥大致听懂了：“就是说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体没变，但具体断案量刑和法律解释给改了些？”
“也可以这么说。”朱铭点头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么样？”朱国祥问。
朱铭简单回答：“《大明律》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间更大，而且对官员的约束不够。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国理念决定的。”
“这个可以，程序正义很重要。”朱国祥点头说。
朱铭说道：“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步子该跨多大，步子跨大了会不会过于超前。比如八议制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该保留多少？”
“什么是八议制度？”朱国祥对古代法律一窍不通。
朱铭解释说：“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个还真不好决定。”朱国祥嘀咕道。
父子俩还保留着现代思维，但同时又融入古代社会，这就在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上产生割裂感。
仔细考虑之后，朱国祥说道：“八议制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进行严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也就是说，皇子杀人也得偿命？”朱铭问道。
“不错，”朱国祥说道，“就算要特赦，也只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议时无权免死！”
父子俩开始进行详细讨论，最终把魏晋以来就有的八议制度，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首先是皇亲国戚，只有皇帝五服内的血亲才行。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后的亲属，从八议之中取消！
议故（皇家故旧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议贤（德高望重的贤人），取消！
议宾（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议勤（对国家有苦功者），取消！
议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国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权贵（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东西必须保留下来——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官员犯罪还有更细化的规定，哪级部门能判决哪品官，必须进行严格规定。皇亲国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员犯罪条例当中。）
八议变三议，已具有历史性的跨越式进步！
事实上，朱国祥和朱铭取消太后、皇后的亲属犯罪议奏，看似让法律变得更公正了，但实行起来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员可以上奏，交给皇帝和重臣来处理。今后判案官员有决定权，不需要再上报，反而会被吓得不敢判，甚至是帮着涉案者脱罪。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这个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还会修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调整。
只有父子俩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会使用补充条例填补漏洞。
历朝历代都是那样，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续皇帝搞各种补充条例，没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变的。
敲定了这个，朱铭又说：“还有就是赎罪，这个也是不断收缩的。宋代就比唐代更严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严格，我认为还要进行法律收缩。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
朱国祥说：“赎罪条例可以取消。”
朱铭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小罪罚款。”朱国祥点头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赎金，”朱铭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罚款赎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须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钱免罚！”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
因为历朝历代的罚铜赎罪条例，对于权贵和富人来说太宽仁了。
当初朱铭触怒宋徽宗，被下狱也一点不怕，就是仗着有赎罪条款。他没犯十恶之罪，又拥有官身，宋徽宗定再重的罪，朱铭都可以交罚款免死、免流放。
朱铭又说：“需要我们亲自制定的，还有对于官吏的法律。特别是对官员身份的定义，官员究竟算不算民？适不适用于对民的刑法约束？”
“是民！”朱国祥点头。
官员在触犯刑法时，究竟要不要跟庶民同罪？
现代人当然觉得应该同罪，但古代社会却不一定。
朱元璋是通过杀自己的驸马，才定下了“官民同罪”的先例。
朱铭说道：“我们制定的《大明律》，应该给出明确定义，即官员在触犯法律时，官员跟百姓属于一样的犯罪主体。”“理当如此。”朱国祥严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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