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
第283章 伪证的最高境界
确认了痛点，最多只能算是做好一个课题汇报的前10%工作而已。
就像一个病人去看病，医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经做到哪了。
相当于医生问明病人来医院之前、还自己吃过哪些药。
在这方面，顾骜比其他研究生略有优势。
因为基辛格带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触不到最近几年美国国务院的决策机密内幕的。所以他们不会精确知道“这一次来医院之前吃过多少药”。
而顾骜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后世解密出来的热点分析，也就能少走一点弯路，少做一点重复性工作。
当然了，顾骜前世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所以他只是外行看热闹。对那些闹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标准，要看后世有没有资格被脱口秀“晓说”提及、或者进入“得到”分析课程。没收录的，顾骜上下班地铁上没听过，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码农嘛，忙着呢，哪有时间专门学没用的文科琐碎知识。
比如，71~72年，基辛格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两面“欺上瞒下”的秘密和稀泥，这就算是“大事”，顾骜是知道一点细节的。
只不过这一领域没什么干货可挖。
另外，从国际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干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苏联人签订《反导条约》（72年），限制两国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30年后小不死总统退出了，美国就搞了NMD/TMD）。
而从这里面，顾骜可以看出，“如何对付国会只能二选一”的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现为“把修改伪装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释，并且在澄清和解释中欺骗蒙混参议员”。
《反导条约》的细节无需赘述，但看一下总体逻辑，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度需要秘密外交、一边骗自己人一边签的条约了。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国家当MT肉盾、帮队友扛仇恨”的条约，跟15年后的《中导条约》一样，如果被本国人民和议员们知道真相，是绝对不肯签的条约。
无独有偶的是，《中导条约》在李根任期内签订好之后、同样是持续生效了刚好30年，到唐纳德时被撕毁。
顾骜之所以对这些这么清楚，是因为后世唐纳德撕毁《中导条约》时，网上媒体炒得很热，他在那些学习APP上看了太多铺天盖地的分析文章。
这两个条约一致的技术逻辑是这样的：当时美苏两国的反导弹系统，即使研发了，也是需要极高的反应时间的，所以即使开发成功，也只能防止苏联美国互相毁灭，但防不到苏联就近拿核弹核平西欧，所以一旦开始研发，西欧会更危险，成为敌方射程被限制后、顶在前排的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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