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瞎子笑了笑，“胖爷，做计划的时候记得背着当事人。”
小花早早派人做了好饭好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坎肩小声问我这算不算满汉全席。
我数了下圆桌上的菜碟，“这才十道菜，只能算十大碗。”
吃罢饭，胖子催促下，我们都喝了点酒，不多，刚好上头的量，晕乎乎的还挺惬意。
我撑着头，用筷子挑着碟子里的花生，油炸花生太滑，试了好几次都挑不上，索性丢掉筷子，用勺子舀。
我吃了没几口，黑瞎子拍了拍我，让我跟他去院子里抽根烟。
我嚯了声，屁颠屁颠出了屋，被门外的凉风一吹，酒劲彻底消了，人也清醒一大半。
黑瞎子朝我摊出手，“给师傅分只烟。”
我摸了摸口袋，还好带着，把黄鹤楼分给他一只，又掏出打火机点燃。
烟丝燃烧的声音簌簌，像焚烧隔着很远距离的野地，干燥的草叶在热浪里晃荡，如同起大风的时候。
此时明明是初春，我却联想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黑瞎子抽了两口烟，吹干净台阶上的灰尘，一屁股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地面，“站着太累，坐会儿。”
我们在沉默中抽完两根烟，他也不开口，外面太冷，我实在扛不住准备回屋。站起身时，黑瞎子仰头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
我停下脚，想了半天，才道，“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我能保证，你描述的那个框，最后能大到兜住所有人。”
黑瞎子笑了笑，“相信你做得到。”
进屋前，我回头补充了一句，“这里面一定包括你。”
在古潼京的故事之前，我经历了一件很诡异，或者说惊悚的事。这部分内容，我希望你选择公开这本笔记的时候，能帮我删去，这点插曲，你自己了解就好。因为它算不上什么很积极的东西，对我来说还好，但是对其他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打击。
这件事的另一个当事人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用男人来形容他也很合适，他身上有种雌雄莫辨的美，令人惊心动魄，直到我们分别，我也不清楚他的性别到底是什么，为了尊重他，我会夹杂她和他两个字，产生差异的原因，你能读懂。我与他认识纯属偶然，但正是偶然性，才显得有那么一丝宿命论的感觉。
我来成都是为了找一个人，带着中央的批文跟川西监狱的负责人碰头后，很快办完保释手续，只等签字盖章。坎肩留在监狱负责相关文件，我开车到外面开了间房，等待处理结果。等到下午，临近夜晚那会，肚子饿了。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口碑不错的店，准备吃个火锅。到店一看，店门口人挺多，店家极为贴心，摆了很多小桌小椅当做等候区，客流量很不错，味道应该很好。我便停了车，走进这家店。
半小时后，我坐在这家普通的火锅店里，对面是一个人，很普通的一个人。我跟他的相识经过常见又普通。刚才我走进这家店，店员说还没空桌，预计得等个十来分钟。我嘴馋想吃这一口，索性耐下心在排队专用的小椅子上坐下，点根烟，注视着外面阴晴不定的天空。
这个人便出现了，从小巷子那头慢慢走过来，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布包，像装着书，特别艺术青年。她跟店员谈完，领了张排号签，坐到我身旁的椅子上，从包里翻出一本小小厚厚的书，开始认真读书。由于坐得很近，我的余光看到那本书的封皮，《规训与惩罚》，福柯的书。
我看了两眼便移开目光，掐灭烟头，专心盯着露台上的两盆兰花草，山里常见的品种。过了十多分钟，店员叫了我的号，我刚进店坐下没一会，还没点锅底，那个人走过来，一屁股坐下，把挎包仍在里座，直接问，“能拼个桌不？”
说的是四川话，我看了看四周，没有翻台的，她等下去确实要花些时间。
我把菜单和铅笔递给他，“点了鸳鸯锅。”
她一边在纸上迅速勾了几道菜，一边说，“外地人？来旅游？”
我说，“算是吧。”
他很快选完菜，招手叫了个服务生，说点好了。服务生送来一扎酸梅汁，我倒了两杯，喝了口，普普通通，冰镇过，有些凉意，至于是不是粉末兑水，我也喝不出来，这些饮料横竖都是那个味。
他也喝了口酸梅汁，啧啧吐了吐舌头，“太冰了。”
我问，“胃不好？还吃火锅？”
他笑了笑，“不，我来这的目的是见你。你是不是在经历什么怪事？”
我愣了愣，一个陌生人对你讲出这种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一直在暗处观察你，要么他是个神经病。我打量了她露出的皮肤肌肉，以及手部状态，没有锻炼过的痕迹，虎口没有死茧，一切都很普通，就像这家店里坐着的其他几十名顾客一样。
他把那本书摆在餐巾纸架旁，暗示意味很浓。
我问道，“怎么了？”
他反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概率派和贝叶斯派吗？”
这两个理论我都很熟悉，两者皆涉及问题模型，主要的区别是对于模型参数和模型数据的信仰不同。前者坚信模型参数是固定的，而数据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后者恰好相反，认为观测数据是固定的，而模型参数才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两个理论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只是应用场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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